王锺陵：对立与融合：论《庄子》与儒家思想

在诉讼中，密西西比州女子大学主张该政策是针对女性的一项纠偏行动。

[10]因而，各种属于国家的专门标志都被用来构建、巩固和彰显国家认同，使得一国公民可以聚集在自己的国家标志之下，并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15]七五宪法将国旗、国徽和首都三类国家标志整合为第30条并独立作为第四章，但在形式上将三类国家标志分款处理，并在表述上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缀。

对于城市圈内互补策略的天然劣势所导致的城市功能损失，仍应寻求中央财政的补贴，这同样需要相关法律规范的明确回应。通过首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做法在国际上亦比较常见，如明治维新后日本将首都从京都迁至江户（东京）、1956年巴西新建首都巴西利亚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等。[60]杨学科，见前注[5]，第125页。辽金元清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既要将都城南迁近中原，又不能离民族发源地过远，位于三北地区经济地理结合部的北京成为适恰选择。对地方来说，横向府际关系的协调也需要一个居中（而非由较强势地方把持）的协调机构以确保对等协商的实现。

第一，在理论上，黑克（Philipp Heck）曾指出：大部分的法律规定都是不是命令，而是陈述。四是在实践中，首都功能的充分实现须以对北京各区域优势统一、充分调配为前提，划定中央政务区无疑将极大削弱这种必要的调配能力，反使中央在首都功能实现的过程中画地为牢。而个人相对于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以警察行政法为模型发展而来。[13]经充分审议通过的法律具有调整利益的正当性。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仅是行政救济法上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也应是行政程序法上有权参与者的判断标准。不仅有个人利益，也有集体利益。

我国《民法总则》第2条亦明确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概括性的持续调整与纤细的状况反应性控制应当可以相互补充。

它以狭义行政行为为实现法治行政的核心手段，行政行为往上承接法律，往下与行政诉讼相连。[9]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手段和内容更为丰富。由此，利害调整型行政法应运而生。[41]集体利益对基于权利的保护规范说构成了挑战，但却又是现实存在且亟待保护的法益。

而且，因破产、失业等引起的民生问题，也不是保险等机制所能充分解决的，需要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给付。藤田宙靖『行政法の基礎理論(上)』(有斐閣、2005年)254頁以下参照。(五)调整的界限 相关调整系由行政机关主持、实施，这也是一种公权力的行使方式。但即便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还应当是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由行政法去调整。

再如，近年来，各地针对PX、垃圾处理场等邻避设施爆发多起居民阻止运动，使原本可能技术成熟、危害甚微却又十分必要的设施无法建立起来。例如在德国，规划一旦确定，相关的公法关系即以创设权利的方式得以确定。

即便是传统的单效性行政行为，也在各种利害关系的调整中面临变革，行政行为的附款得到广泛应用。既有不能化约为公益的私益，也有不能还原为私益的公益。

柯少婷：《论行政行为的附款》，载章剑生主编：《公法研究》第14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对于大型设施的建设、大规模灾害的应对、重要公共政策的出台，诸如三峡移民、南水北调工程、京津冀一体化等，传统行政法以行政行为为核心、出现行政争议再予行政救济的个别化处理机制是难以应对的。在传统行政法上，行政机关多为独立地作出决定。故而，在究竟是否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存在模糊地带的地方，可按照法律的精神将其解释为具有《行政诉讼法》所要求的利害关系。各种利益主体对自身权益受侵害更为敏感，各种类型的纠纷也日趋增多。对此，需另文详细分析。

[37]2000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2条将原告明确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毋庸置疑，法律是调整各种利害关系的最重要标准，法律上所确定的权利和利益理应在利害关系的调整中得到充分的尊重。

这与传统的排除行政机关行为造成的危害有较大差别。[26]参见点头隆胜石材厂不服福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优扶强措施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6期，第212页。

[51][日]中里実「誘導的手法による公共政策」『法と政策』(岩波講座現代の法4)(岩波書店、1998年)278頁以下参照。[30]行政行为提供了安定的明确性，而临时性行政行为则提高了行政活动的灵活性。

伴随着行政任务的扩大与现实情况的复杂化，法律自身已难以实现对现实的妥当调整，需要授予行政机关更多的权限，让其结合现实情况作出适当调整。三方行政法关系 引言：行政法的功能体系观 分化和统合，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的两条必备途径。从总体上加强行政法功能体系的认识，有助于行政法总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把握相关改革的方向性，有助于提升行政法制的系统融贯性。[14]参见王贵松：《经济诱导措施与行政法的实效性保障》，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2期。

行政指导常与行政规制同时使用。第二，阅览卷宗、陈述意见、获取通知的权利扩大化。

在调整的手段上，大致可以分为规制、给付和诱导三种类型。在损失补偿制度中，行政机关因公共建设等需要，需要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调整，努力实现公共利益，避免对私人利益造成不当损失。

规范多数当事人间的利害调整过程和政策实施过程是行政法的特质之一。即便在对立的利害关系中，一般而言，私人的权利和利益并不是有和无的差别，而是存在一定的范围或幅度，仍有处分的空间和自由。

首先，行政机关应在法律的授权下进行调整。过去，一般公益往往是由行政机关来代表的，而行政相对人的个别利益则由自由防御型行政法提供保护。第二，司法审查重点的变化。再如，作为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的行政合同或行政协议，因国家的优越地位、公法的强行性与合同本质相悖而在过去受到行政法理论的排斥，但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和对公法法规认识的转变，行政合同逐渐得到承认。

如此，才能使当事各方主体具有理解感、贡献感和成就感，使调整的结果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增强利害调整的民主正当性。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二元对立，也是设计诸多原理、制度时的基本思考方式。

而行政机关在作出无附款的行政行为时，要么作出可的决定，要么作出不可的决定，要么是二者的结合即部分可，部分不可，[27]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在执行法律过程中，行政也可以在法律的授权空间内考虑政策的要求。

[48] 当然，有时为了确保对法安定性的高需求，甚至会在经过权益保障的正当程序后，不经司法程序，某种行政活动就具有了确定效果和除权效果。[45]这种大范围、长时间、远距离的利害调整过程是个案性的行政行为所无法实现的。